近年来，人道主义逐渐承认其实践中存在「白人拯救者(White saviourism)」叙事，并试图通过增加员工多样性加以改进。但 BIPOC(Black,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ur (BIPOC) 并不足以撼动结构性问题。原因在于人道主义本身就是由白人至上主义(White supremacy) 所驱动的，其发展不仅未挑战白人至上主义，反而为其提供了滋生和延续的空间。
首先，我们要弄清什么是「白人性（Whiteness）」，在 Du Bois 看来，白人性是一种无限期占有地球的假设，是在即将失去这一切的恐惧中诞生并自我强化的，其根基在于殖民制度下对非白人群体的支配地位。在他看来，废奴运动等旨在改善被殖民者福祉的政策之所以得以推进或被容忍，是因为它们不仅保全了奴隶主的「灵魂」，也维护了他们的特权与利益，改良性措施一方面安抚了本土的废奴主义者，另一方面通过减轻暴力的极端程度，保障了奴隶制经济的持续盈利，它不仅未动摇、甚至使种族之间的等级秩序更加巩固了。
在此背景下，人道主义情感及其知识逐渐成为了殖民治理日常运作的一部分。人道主义以「关怀」为名的安抚，实则是一种并未挑战白人中心地位的管控手段，安抚了那些既关心黑人/原住民福祉、又担忧自己在种族等级顶端地位的白人灵魂。
人道主义关于「人类」及「人性」的定义建构彰显了其白人至上主义的特点。这两个概念被宣称为是普遍适用的，「普遍人类(universal human)」的形象成为人道主义得以拯救生命、减轻苦难、维护人类尊严的道德力量，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但其形象往往被「白人资产阶级男性」所代表。人道主义凭借其普遍主义主张，实际上充当了持续种族歧视与暴力的抚慰剂。
我们必须将种族主义视为人道主义思想实践结构中的核心特征，超越后殖民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批判，用一种去殖民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人道主义对「人」的假设与理解。这不是要回到那种看似包容、实则空洞的「人人皆具人性」的修辞技巧，「人性」已经被种族化了，认可被援助者拥有这种「人性」，即意味着对殖民历史上的不公「救赎、收编与终结」，从而掩盖了这些不公在当代的持续影响。
更进一步的批判是，人道主义仍然值得被拯救吗？所谓的「本地化」，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口号？Kristina Roepstorff 认为，「本地化议程」将「本地」与「国际」置于二元对立，反而复制了一种排斥机制。一种真正的关怀伦理需要「嵌入性(emplacing)」，即承认不同生命主体均可探讨对其的关怀可能呈现何种形态，承认不同空间之间的关怀存在关系性，同时避免那些具有激进意义的主张被收编。
例如当人道主义面对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时，我们需要重新构想关怀的对象，关怀甚至不应该只局限于人类物种本身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：人道主义中的「人」和「生命」究竟是谁？「人类世(Anthropocene)」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它是如何局限在白人认识论传统之内的，并未获得一种未经标记的普遍性。
那些激进看却看似有潜力的「后人类主义路径(post-humanist approaches)」能够消除关于「人性」的争议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等级结构吗？也许不能。后人类主义路径可能通过将某些身体与「前现代」或「自然世界」联系起来，从而重复了当初建构种族等级的核心机制。
更需要警惕的是，当我们借鉴原住民关于人与关怀的理解时，是否会延续对原住民群体的知识剥削，即人道主义是否正在哥伦布式地掠夺原住民的知识体系？这警醒我们，即使我们可以从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人那里汲取思想资源，但这一过程必须伴随着伦理上的责任意识，我们必须「时刻关注还有谁正与我们一同发声」，并认识到自己是「处于复杂关系网中的嵌入性公民(citizens embedded in dynamic legal orders and systems of relations)」，知识交流应是共在（co-presence）与互惠（reciprocity）的，而不是再次夺取（appropriation）。
同时，当我们讨论原住民知识时，必须与反殖民暴力、白人至上主义及气候危机等联系起来，而不是再次强化拯救者叙事，或者是将原住民宇宙观视为一种治愈白人世界罪恶感的新资源，从而重新巩固白人中心地位。原住民知识并不难解决所有问题，但至少能促进一种必要的反思：不仅要问谁的生命值得被拯救，更要质疑拯救行为背后的父权式政治逻辑（为什么要由我们来拯救他人）
(Polly Pallister-Wilkins, Saving the souls of white folk: Humanitarianism as white supremacy, 2021）
